第二章 七月十六至十七日
  第二章 七月十六至十七日
  我到达斯泰尔斯那天是七月五日,下面我要说的是十六日和十七日发生的事。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,我尽量扼要而准确地叙述一下。后来,经过一系列漫长而乏味的询问,才把这些事情弄清楚。
  伊芙琳·霍华德离开两天之后,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,信上说她已经在米德林厄姆的一家大医院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,这座工业小镇离这儿大概十五英里。她请求我说,如果英格尔索普太太有和好的意思,一定要告诉她。
  我生活得很平静,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卡文迪什太太对包斯坦医生那种非同寻常的偏爱。对我而言,这真是莫名其妙。我无法想象她看上这个男人哪一点了,可她总邀请他上门,或是和他一起长时间外出旅行。我得承认自己确实看不出他有何魅力。
  七月十六日是星期一,混乱的一天。上个星期六,村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义卖,这天晚上要承接上次义卖举行一次招待会,英格尔索普太太将在晚会上朗诵一首战争诗歌。一上午,我们都在忙着整理和布置村子里举办晚会的礼堂,很晚才吃午饭,下午就在花园里休息。我发现约翰跟平时不太一样,显得十分焦躁不安。
  喝完下午茶,英格尔索普太太躺在床上休息,晚上她可有的忙呢,我则向玛丽·卡文迪什挑战网球单打比赛。
  大概差一刻七点时,英格尔索普太太催促我们快一点,因为晚饭会提前。我们只好抓紧时间准备。晚饭还没结束,汽车就已经等在门外了。
  晚会非常成功,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朗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还有一些舞台表演,辛西亚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。晚会之后,她受邀去参加一个晚餐派对,因此没有和我们一起回家,而是和那些一起表演舞台剧的朋友住了一夜。
  第二天早上,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床上吃了早饭,她累过头了。可十二点半的时候,她又神采奕奕地出现了,非要带着劳伦斯和我去参加午餐派对。
  “这可是罗尔斯顿太太极力邀请的,她是塔明斯特夫人的妹妹。当年罗尔斯顿家和征服者(注:征服者,即指一〇六六年征服英国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。)一起来到这儿,是我们最古老的家族之一。”
  玛丽说已经约了包斯坦先生,所以很抱歉不能一起去。
  午饭吃得很愉快。我们驾车离开时,劳伦斯建议从塔明斯特开回家,那儿离公路只有一英里,还可以顺便去药房看看辛西亚。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说这个主意很不错,不过她还要写几封信,所以打算把我们留在那儿她自己先走,我们可以和辛西亚搭乘马车回家。
  医院的门房怀疑我们的身份,一直不允许我们进去,直到辛西亚出来担保才放行。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她看起来清爽而温柔。她把我们带到办公室,介绍给她的药剂师同事,那是一个让人有点望而生畏的家伙。辛西亚开心叫他“尼布斯”。
  “这么多瓶子啊!”在小房间里环顾四周,我不禁喊道,“你真的都知道瓶子里装了什么吗?”
  “真新鲜,”辛西亚哼了一声,“每个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。我们都想给第一个不说‘这么多瓶子’的人颁发奖金了。我还知道,你下一句话会说:‘你毒死过多少人?’”
  我充满歉意地笑了笑。
  “要是人们知道错手毒死一个人是多么轻而易举,就不会拿这个开玩笑了。算了,我们喝茶吧。那个橱柜里的所有秘密我们都一清二楚。不,劳伦斯——那是毒药橱柜,那个大柜子——没错。”
  我们开开心心地喝完茶,还帮着辛西亚清洗茶具。把最后一只茶匙放好时,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
  辛西亚和尼布斯忽然脸色一变,表情严峻。
  “进来。”辛西亚说,语气十分职业化。
  一个慌里慌张的年轻护士出现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只瓶子。她把瓶子递给尼布斯,而他则示意交给辛西亚,还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:
  “今天我不是真的在这儿。”
  辛西亚接过瓶子,像法官那样严肃地检查着。
  “这应该是今天上午来拿的。”
  “护士长说很抱歉。她忘了。”
  “护士长应该来读一下门外的规定。”
  从小护士的表情可以看出,她可没有这个胆量把这句话带给那位可怕的护士长。
  “所以明天才能领。”
  “那今天晚上能给我们吗?”
  “好吧,”辛西亚和蔼地说,“我们很忙,不过,如果有时间我们就会装好。”
  小护士走了,辛西亚敏捷地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大罐子,把那只瓶子装满,然后放到了门外的桌子上。
  我笑了。
  “必须按照规定?”
  “没错,去我们的小阳台吧,在那儿能看到所有的病房。”
  我跟着辛西亚和她的朋友走过去,他们指给我各种不同的病房。劳伦斯则留在房间里。过了一会儿,辛西亚扭过头叫他过来。接着,她看了看手表。
  “没什么事了吧,尼布斯?”
  “没了。”
  “好,那我们锁门走了。”
  那天下午,我对劳伦斯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和约翰比起来,他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。他和他哥哥没有一点相同之处,他胆小,沉默寡言,不过,行为举止还算讨人喜欢,所以,我想,如果有人能真正地了解他,一定会很喜欢他。我原本以为他面对辛西亚时很不自然,而她对他也有点害羞,可是那天下午他们两人都很开心,聊起天来就像两个孩子。
  乘马车穿过村子时,我记起要买几张邮票,于是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。
  我走出邮局时,和一个正要进来的小个子男人撞在了一起。我赶紧闪开并道歉,就在这时,他大叫一声,抱住了我,热烈地亲吻我。
  “亲爱的黑斯廷斯!”他大喊,“真的是亲爱的黑斯廷斯!”
  “波洛!”我也喊了起来。
  我回到马车那里。
  “我很高兴见到了老朋友,辛西亚小姐。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波洛先生,我好多年没见他了。”
  “哦,我认识波洛先生,”辛西亚快活地说,“可我没想到他也是你的朋友。”
  “没错,真的,”波洛一本正经地说,“我认识辛西亚小姐,我能到这儿来全靠善良的英格尔索普太太。”看到我好奇地看着他,他又说,“是的,我的朋友,她友好而殷勤接待了我们这七个从祖国逃亡的乡巴佬儿。我们比利时人永远感激她。”
  波洛是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,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,但举止稳重庄严。他脑袋的形状像个鸡蛋,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。他的胡子硬邦邦的,像军人的胡子。他的着装整洁得惊人,我深信,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,简直比让他吃颗枪子儿还难受。这个时髦的小个子如今步履蹒跚,这让我很难过,可他原来是比利时警方最著名的成员之一,作为一个侦探,他极具天赋,成功地侦破了一些当时最难的案件。
  他给我指了指他和比利时同胞居住的小屋,我答应近期内去看他。之后,他向辛西亚夸张地挥了挥帽子,然后我们就离开了。
  “他真是个可爱的小男人,”辛西亚说,“没想到你也认识他。”
  “你们无意中款待了一位知名人士。”我回答道。
  在回家的路上,我向他们讲述了赫尔克里·波洛的种种战绩和成就。
  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到家里。走进门厅的时候,英格尔索普太太从她的“内室”中走出来。她看上去面红耳赤的,心情似乎烦乱不已。
  “哦,是你们。”她说。
  “出什么事了吗,艾米丽阿姨?”辛西亚问。
  “当然没有,”英格尔索普太太严厉地说,“会有什么事?”看到女佣多卡丝走进餐厅,便吩咐她拿些邮票到她房间。
  “是,太太。”老女佣迟疑了一下,小心地补充道,“太太,您是不是需要去床上休息一下?您的样子很疲惫。”
  “也许你是对的,多卡丝——是的——不——现在不行。我得在邮局关门之前写好这几封信。你按我说的在房间生火了没有?”
  “是的,太太。”
  “那我晚饭后直接去休息。”
  她又走进自己的房间,辛西亚凝视着她的背影。
  “天哪,究竟怎么了?”她对劳伦斯说。
  可他似乎没听见,一言未发地转身走了出去。
  我建议吃晚饭之前打一场快球赛,辛西亚答应了,于是我跑上楼去拿我的球拍。
  卡文迪什太太正好下了楼梯。也许是我的错觉,可她的确显得有点古怪、不安。
  “和包斯坦医生散步了吗?”我问,尽量装得若无其事。
  “没去,”她仓促地回答道,“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哪儿?”
  “在内室里。”
  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楼梯扶手,像是鼓起勇气似的,急急地从我身边走过,下楼穿过大厅,朝内室走去,在身后关上了房门。
  几分钟后,我跑向网球场。途中,我从内室敞开的窗户下经过,无意间听到了下面这些对话片段。玛丽·卡文迪什的声音极其克制:
  “就是说你不给我看了?”
  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道:
  “亲爱的玛丽,这完全无关紧要。”
  “那就给我看。”
  “我跟你说过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  玛丽·卡文迪什的声音更痛苦了:
  “当然,我早该知道你会偏袒他。”
  辛西亚正在等着我,热切地迎过来说:
  “瞧,已经大吵一架啦!多卡丝都告诉我了。”
  “谁吵架?”
  “艾米丽阿姨和他。我真希望她能看清楚这个人!”
  “多卡丝当时在那儿吗?”
  “当然不在。她‘只是碰巧经过房门’。这下算是撕破脸了。咱们要是能知道全部情况就好了。”
  我想到了雷克斯太太那张吉卜赛人的脸,还有伊芙琳·霍华德的警告,但我决定明智地保持沉默,而辛西亚则挖空心思地假设了每一种情况,兴致勃勃地希望“艾米丽阿姨会把他赶出家门,再也不跟他讲话”。
  我急着想见约翰,可哪儿都找不到他,显然那天下午发生了严重的事情。我努力想忘记自己无意中偷听到的话,可它们总是回荡在我脑中。玛丽·卡文迪什关心的是什么事?
  我下楼吃晚饭时,英格尔索普先生正坐在客厅里。他一如平常那样面无表情,我再次感到了这个人的怪异。
  最晚下楼的是英格尔索普太太,看起来仍然很是不安。席间,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着,英格尔索普尤其平静,和平常一样,他不时向妻子献一献殷勤,在她背后放个靠垫,完全一副忠实丈夫的样子。吃完饭,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迅速回自己房间了。
  “拿我的咖啡来,玛丽,”她喊道,“还有五分钟邮差就下班了。”
  我和辛西亚走到客厅敞开的窗户前,坐了下来。玛丽·卡艾迪什给我们端来了咖啡,显得很激动。
  “你们年轻人喜欢灯光亮一点还是昏暗一点?”她问,“辛西亚,你能把英格尔索普太太的咖啡给她送过去吗?我倒好了。”
  “别麻烦了,玛丽,”英格尔索普说,“我给艾米丽送去。”他倒了一杯,小心翼翼地端着走出房间。
  劳伦斯跟在后面,卡文迪什太太则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。
  我们三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。这是个美好的夜晚,天气很热,周围很安静。卡文迪什太太拿着一把粽叶扇轻轻地扇着。
  “太热了,”她咕哝着,“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。”
  唉,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如此之快!眼前的美景忽然被门厅传来的一阵熟悉的声音粗暴地破坏了。
  “包斯坦医生!”辛西亚大喊一声,“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!”
  我妒忌地扫了玛丽·卡文迪什一眼,可她镇定自若,嫩白的双颊看不出任何变化。
  没多久,阿尔弗雷德·英格尔索普领着医生进了屋。后者大声笑着,声称他这种情形不适合去客厅。事实上,他确实处境尴尬,身上沾满了泥浆。
  “你这是怎么了,医生?”玛丽·卡文什迪大声问。
  “我很抱歉,”医生说,“我真的没想要进来,可英格尔索普先生坚持让我来。”
  “哦,包斯坦,你有麻烦了。”约翰说着从门厅慢慢走进来,“喝点咖啡,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了。”
  “谢谢,我正打算说。”他苦笑了一下,开始向我们讲述尴尬的经历:他在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,而他想方设法采摘的时候竟然失足掉进了旁边的一口池塘里,真是太丢人了。
  “衣服很快就被太阳烤干了,”他接着说,“可我觉得我的脸全都丢尽了。”
  就在这时,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大厅里叫辛西亚。于是,她赶紧跑了出去。
  “把我的文件箱拿过来好吗,亲爱的?我要睡觉了。”
  通向大厅的是一扇很大的门。辛西亚拿箱子的时候,我已经站了起来,而约翰就在我旁边。因此,有三个证人可以证明,当时英格尔索普手里正端着咖啡,还没有喝。
  这个傍晚,被包斯坦医生的出现完全而彻底地破坏了。在我看来,这家伙好像不打算走了。好在他终于站起身。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  “我陪你走回村子吧,”英格尔索普先生说,“我得去看看我们的房地产代理人,”他转过身对约翰说,“不用等我了,我会带着大门钥匙。”